那时的新中国刚成立，那时的郑州叫“纺织城”。长不过三公里的棉纺路，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所在。五个大型国营棉纺厂，十万纺织工人聚居于此。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条街撑起一座城。5个棉纺厂的利税，占郑州市同期财政收入的一半。

　　时光荏苒，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产业的升级，国营棉纺厂退出历史舞台，纺织工业也从城市区消失。城市快速的提升，曾经最繁华的地方变成了最落后的“塌陷区”。那些曾在这里挥洒汗水，奋斗青春的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的人生已与这条路交汇融合，再难分开。

　　如今，新的变化已然浮现。国家对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开展保护利用，郑州市也开始对城市老旧小区做改造。沉睡的城市记忆正在被唤醒，棉纺路又重新焕发生机。

　　1953年——1957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在郑州投资1.76亿元建设5个大型纺织厂。数万名产业工人不远千里自纺织业相对发达地区来到这里。他们成了郑州的“棉一代”。

　　1954年，19岁的上海小伙袁鸿岗看到了号召支援郑州的通知。他的父母都是纱厂工人，自己已是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就没有犹豫，袁鸿岗打了报告，用木箱装上衣服，背上脸盆就出发了。这一走，就是66年。

　　“到郑州正赶上下雪。”下了火车，袁鸿岗最先感受到的是北方的寒冷。那时郑州西区遍地是乱坟土岗、小砖窑，去市区只有一条土路，主要交通工具是小毛驴。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了驻地——几个搭在荒地里的席棚。建设者们人人打地铺。南方人最不适应的是风沙，“睡觉鞋都要底朝上放，不然早上满鞋沙。”

　　从1953年到1958年，在艰苦的环境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靠着创业的激情，在一万亩的土地上，以一年一个厂的速度，一口气建起了五个大型国营棉纺织厂。国棉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像五姐妹一样，一字排开。北边厂区，南边生活区，中间一条小土路隔开。后来，这条小路被命名为棉纺路。

　　袁鸿岗进了刚刚建成的郑棉三厂。望着高大厂房中一台台纺织机，抚摸着浆纱机、织布机上那块黑油油、白亮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标牌，不少人留下了激动的泪水，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新的棉纺厂承担着“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的重任，一投产就开始高速运转。袁鸿岗被分到了细纱车间。24小时，机器不停，人员三班倒。饭有人专程从食堂送来。“接班的人不来，你不能撒手。晚来三小时，你就晚下班三小时。”

　　在他的记忆中，那时大家身上都有一股劲儿：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活儿干不好。“晚上哪间办公室灯灭着都觉得丢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郑棉三厂建成不久就形成了年产棉纱14522吨，棉布7653.8万米的生产能力，质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1958年，三厂生产的布走出国门，开启了河南省纺织品出口的先河。很快，四厂自行研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无梭喷气织机，改变了上千年来用梭子引纬织布的历史。五大国棉厂一年生产的棉布，可供1亿人口每人做一套衣服。

　　1984年，袁鸿岗出任三厂厂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几家国棉厂经历阵痛，纷纷进行体制调整、技术改造。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他们重新赢得了市场。那几年，袁鸿岗干的最多的事，是各地跑展会，签合同。90年代初，郑棉三厂曾经70%的产品用于出口，每年为国家赚回外汇2000万元以上。

　　1995年，袁鸿岗退休。他没选回到上海，而是留在郑州。“我与郑州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与上海联系万缕千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要终老在这儿，终点就在郑棉三厂这个医院，挺好。”

　　从1951年到2009年，国家对郑州纺织工业投入不到5亿元，同期财政税利100多亿元。

　　90年代末，随市场变化，几家棉纺厂效益越来越差，最终走向破产、搬迁。属于那一代人的骄傲也随之远去了。

　　“改造必须和棉纺厂的历史结合，不然你跟普通的商业街区有啥不一样的区别，人家为什么来？”

　　“经常有老伙计说，想回厂里看看，看啥？找的是老记忆、老感觉，几个地标建筑必须保留。”

　　棉纺路街道办会议室内，一场热烈的讨论正在进行。参加的人有郑棉三厂老职工，棉纺路街道办主任，设计企业人员等。主题只有一个：郑棉三厂家属区的改造。

　　空中俯瞰，1954年建成的郑棉三厂家属区建筑群酷似“俄罗斯方块”，设计风格属于苏联老式建筑，红砖红瓦结构，三层楼带烟囱。整齐划一造型别致，与周围的高楼形成强烈对比。

　　“这就是当时地标性建筑，二七塔傍边都还是平房时，我们就已经住上小洋楼了。”85岁的三厂老干部卢法舜说。五座棉纺厂，现在唯一留下的只有郑棉三厂“苏式风格建筑群”，2008年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又被列入郑州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

　　当年的小洋楼如今正不可抗拒地老去。地下管网老化，物业管理缺失，居民楼之间到处是私搭乱建，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今年，郑州市计划投资13.76亿元，打造三厂特色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

　　棉纺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高留念介绍，初步的计划是，依托三厂生活区南北主干道，通过旧建筑商业改造，展馆建设，室外景观改造等工程，围绕棉纺工业历史打造特色步行街区，开发夜间经济，让老工业遗迹焕发新生命。

　　三厂生活区对面，隔着一条棉纺路，一座高大的石质建筑傲然挺立在一群现代化的高楼中。这是原郑棉三厂的办公楼。它背后，还藏着一间破败的厂房。这两座建筑是五座棉纺厂生产区唯一的遗存。今年郑州市将在这里建设棉纺博物馆，把城市的历史保存下来。

　　与此同时，老旧小区改造也在几个棉纺厂家属区大规模开展。楼顶修复、楼层粉刷、地下管网改造、铺设沥青路，老化的基础设施在更新；老年活动中心、儿童乐园、小游园，新的服务功能在增加；新的物业公司只等改造后进场，无主管的混乱状态即将结束。

　　整条棉纺路也“变了脸”。路边多出了一个个小游园，翠竹挺拔、鲜花盛开。铁艺文化墙上印刻着郑州“棉纺城”的兴衰变迁，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几个棉纺厂的老职工坐在不远处，聊着小区的新变化，回忆着那段共同的青葱岁月。

　　在郑州，很少有一条路像棉纺路，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不少人“自己是纱厂的，亲家是纱厂的，儿子媳妇也是纱厂的。”

　　李宾是个地道的“棉二代”。父亲1958来郑，在国棉四厂干到退休。1987年，李宾同样进了国棉四厂，在布机车间搞维修。在厂里，他结识了同是工人的高红莲，两人很快结婚生子。

　　那时是棉纺厂效益最好的时代，工人们是城市里工资最高的一群人。每个棉纺厂都有食堂、澡堂、医院、学校、托儿所，除了工作，职工不用操心所有的事情。单调而充实的生活让他们从来不考虑，棉纺厂未来会怎样。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厂子效益一天不如一天。但家庭负担让李宾夫妇不敢辞职，只好苦苦煎熬。先是工资发不下，后来干脆停产。熬到2008年，李宾终于像大批棉纺厂职工一样，被“”，得了一笔补贴后自谋出路。

　　那时，郑州的各棉纺厂先后被拍卖、收购和改组。昔日风光无限的工厂区，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

　　“一开始挺害怕，感觉自己除了织布啥也不会，没饭吃了。”李宾说，夫妻俩再三合计，家里还欠着三万多元外债，再难也不能坐着等死。

　　思考多日，两人决定推车卖凉皮。那时虽然下岗成人数众多，工人们却拉不下脸做生意。整个四厂街上，只有这一辆推车。夫妻俩不好意思吆喝，遇到熟人更是扭头就躲。虽然抹不开面子，但是每天卖几十碗凉皮，晚上数数钱，又觉得生活有希望。

　　在李宾夫妇第一个“吃螃蟹”后，摆摊做生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大家似乎刚从一场大梦中苏醒，开始寻找未来。郑州人谈论的老郑州美食不少是这时候兴盛起来的，四厂的咖喱烩面、三厂的烩羊肉、冯记饺子……

　　为了多挣钱，高红莲开始跟人学做肉夹馍。学会后一边卖一边改良，创出了自己独特的风味。为了做饼，她五指关节常年疼痛，两只胳膊不一样粗细。

　　开始时，生意不温不火。李宾常暗暗给自己定小目标：不卖够50个饼不收摊。有时，硬是挺到凌晨两三点。创业不易，夫妻俩早上四五点起床开始准备，晚上12点多睡觉，这种作息保持了十几年。

　　“一天不干就一天没饭吃，那你还能睡到大天明？”高红莲说。当工人时，高红莲负责验布，质量意识深入骨髓。她卖肉夹馍，肉用最好的，面用最好的，十几年不变。“高记肉夹馍”逐渐成了金字招牌。夫妻俩从推车到简易房，再到正规门面，如今仅在郑州市区就有十几家加盟店。

　　无论怎么发展，李宾一家人始终都在棉纺路两侧徘徊。在四厂大门前摆过摊，在家属区小超市租过房，在棉纺路弄过门面，如今的店则是在以前四厂的厂区改造的商圈。

　　“这辈子恐怕是离不开这条路了。”李宾说，以前听退休的老工人说厂子比家还亲切。现在多少理解了。对他来说，这条棉纺路每一个角落都留着自己人生的痕迹。它在，家就在。  （徐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