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10月，国务院就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万里任组长，方毅、吕东、张震寰任副组长。

  次年，国务院做出《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指出：“对这一工作稍有忽视，必将贻误大事。”要求“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

  又过了12年，2006年6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

  转瞬间1/4世纪过去了，其间对汽车、计算机、集成电路、软件等行业亦发布过许多类似文件。而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现状如何？

  在我国的工业统计口径中，没有“装备制造业”这一行业。制造业各行业的产品，从使用的角度看有3个去向：其一，成为最终消费品；其二，成为进一步生产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其三，成为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工具，即经济学家们常说的“资本货物”。

  投入产出表清晰地显示了各行业产品的去向，我国已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最近者为2002年制表。利用它，可从两个角度来观察“装备制造业”。

  数据显示：制造业中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有8个行业，其中“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最高。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提供装备的首先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在《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统计中，它被分为两个行业）。其次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上3项就占到了设备工具购置的88.6%。

  其他各行业也多少与“装备制造业”有关，例如集装箱就属于“金属制作的产品业”。而仪器仪表虽然量值不高，却对装备的水平影响巨大。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给出了“设备工具器具购置”金额（见图一，A6版）：

  自1981年以来，“设备工具器具购置”金额呈指数增长，年均增长22%。从1981年的223.64亿元上升为2005年的21422.9亿元。可见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容量之大，扩张之快。

  下面利用投入产出表来估计上述相关行业在装备制造市场中的份额。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能找到的有1987、1990、1992、1995、1997、2002年投入产出表。由此可计算出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金额中，各行业在相关年份所占的比例。中间年份的比例，可以由差值推算。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除“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外，其他各行业的比例基本稳定，故，1987年前，按1987年值估计；2002年后按2002年值估计。

  在1987~1992年间，“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比例亦大体稳定，故1987年前亦按1987年值估计。从1992年到2002年，“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比重稳定下降，而“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比例则稳定上升。从1997年到2002年，两者的增减大体相当，取两者年均变化的均值，外推2002年以后的比例。由此估计的市场占有率见图二（见A6版）。

  由图二、图三可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占到装备制造业市场93%以上的份额，是装备制造业的主体。

  业内一直有“机强电弱”之说。这里“电”主要指“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而“机”则指“机械制造业”，它几乎覆盖了上述其他的所有行业。

  图二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设施、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增长，而“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比重下降。这表征着装备日益倾向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

  2007年8月9日，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机械工业经管研究院、世界经理人集团、中国机械网发布2007年《中国机械500强研究报告》。笔者逐一查出了这500家企业所在的城市，由此能够观察机械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行业与区域分布。

  在其公开报道的信息中，只有前100家列出了2006年出售的收益，对其后的400家企业，只给出了基于年出售的收益的排序。意大利经济学家帕列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在研究大量降序排列的数据时注意到，位序与数值往往存在某种稳定的关系，由此提出了帕列托分布。《中国机械500强研究报告》中前100强的年出售的收益，在其尾部很长一段可由帕列托分布很好地拟合，笔者据此估计了后400家的年出售的收益（见图四，A6版）。

  无疑，这个估计是粗糙的，是缺乏数据时聊胜于无的方法。一方面它有助于我们观察更广泛的分布，另一方面必须小心地限制其使用范围。

  报告的作者将500强企业划分为30个小行业。对每个行业分别计算其500强企业的个数与出售的收益、前100强企业的个数与出售的收益，再计算各城市占各项指标的份额，再计算每个城市这4项份额的均值，作为该行业在500强企业内的份额。

  这样评估既考虑了出售的收益，又考虑了企业个数。同时，许多行业没有企业进入100强，只能用上述估计的出售的收益做评估，但这项数据只占总权数的1/4。

  数据显示：在我们的装备制造业中，“汽车制造业”一枝独秀。综合评估占到500强企业中的45.33%，在100强中占了48家。除了山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各省均有汽车制造企业进入500强名单。可见过去20多年我们的产业导向。

  虽然汽车制造企业几乎遍及全国，但这又是一个在地域上高度集中的行业。武汉（以东风汽车公司为首）、长春（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首）、上海（以通用、大众为首）是汽车制造业的3大重心。它们聚集了上述48家企业年出售的收益的50.44%。另外，占比重超过5%的城市有重庆、广州、沈阳、北京。上述7个城市占到了年出售的收益的74.09%，而90%以上的年出售的收益集中在14个城市的企业中（见表四）。

  除“汽车制造业”外，500强中体量大的行业顺次为：“锅炉及原动机”、“重型矿山、冶金、工程机械”、“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金属加工机械制造”、“起重运输设备”、“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农、林、牧、渔专用机械”（见表三）。它们占了500强中的238席，100强中的41席，100强出售的收益的23.51%。

  500强企业集中分布在163个城市内。对每个城市分别计算其500强企业的个数与出售的收益、100强企业的个数与出售的收益，再计算各城市占各项指标的份额，再计算每个城市这4项份额的均值，以表现该城市在机械制造业中的重要性。重要性超过1%的城市见图五（见A6版）。

  图五中这24个城市占到500强总份额的71.76%，可见工业分布高度集中于大城市。上海远高于其他城市，占到了10.86%，无疑是我国机械制造业的中心。随后，武汉是华中的中心、长春是东北的中心、重庆是西南的中心，而杭州是长三角的副中心（中心当然是上海）。

  图六（见A6版）的横坐标是各城市500强企业的出售的收益，纵坐标是各城市500强企业的个数。

  在机械工业中心城市中，我们正真看到，集中度最高的是长春、武汉、沈阳、哈尔滨，其中长春有5个500强企业，武汉8个，沈阳、哈尔滨格各9个。长春、武汉、沈阳都高度依赖汽车制造业，哈尔滨则依赖发电设备制造业。与之相反，上海、杭州、北京、重庆、温州则拥有众多500强企业。

  比较这两类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令人质疑依赖行政力量“提高集中度”的产业政策。实施这种政策的后果是，少数企业依赖垄断地位而生存，结果人口中的极少数聚集了大量的资产，把持着大量的经济机会，而多数人口一缺资产、二无机会。于是少数人的发达与多数人的困顿并存，整个地区缺乏经济活力。

  反之，在众多公司竞争的地方，企业不得不充分的利用最丰裕的资源劳力，不得不寻求自己独特的“生态龛”，因此导致分工的深化和效率的提高，形成一种高效率的产业生态，并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活跃起来。

  按省汇总500强企业的份额，结果见图七（见A6版）。图中横坐标是各省在500强中占的份额，纵坐标是各省拥有500强企业的城市数。

  最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苏、浙、鲁3省，不但所占份额高，而且拥有500强企业的城市多。这表明，大工业在这3省已广泛扩张，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紧密。

  而东三省的黑、吉、辽，不但所占份额偏低，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拥有500强企业（黑龙江、吉林各2个，辽宁5个），显示大工业只存在于少数项目上，这与苏、浙、鲁对比鲜明。

  由此，我们可从相邻而具有共性的角度来识别机械制造业集中的几个地区，见表五。

  首先是沪、苏、浙、鲁地区，它们的共性在于机械制造业的份额高，且在区域内渗透广泛：这个区域占了500强的38.48%，共有65个城市拥有500强企业。一份报告形象地描述了机械制造业在这里的广泛渗透：

  “来自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区反映的情况，在这四省内的机床附件、功能部件生产企业已达3000～4000家，生产的品种、规格已有数千种，从主轴、伺服电机到各种防护、润滑、刀库、刀套一应俱全。社会配套的完善，促进了整机行业的发展，激烈竞争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进了产品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新产品的研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杨学桐《需求亮点不断 我国机床业步入理性发展时期》）

  其次是东北，从份额看，它不到沪、苏、浙、鲁地区的一半，但又远高于别的地方。它最大的特征是机械制造业高度集中于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使这个地区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可能是整个地区振兴的根本障碍，但仅依靠大工业带动整个东北的振兴，恐怕不现实。

  湖北、川渝、广东、京津冀这4个地区各自相对独立，对机械工业而言，具有次级主体地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一两个中心城市，而其他城市则相对薄弱。

  上述几个地区占到了500强企业85.84%的份额，囊括了163个有500强企业的城市中的114个。可见，决定中国机械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是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

  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中心发布的《2007年（第21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列出了每个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基本的产品”，笔者再逐一查出了每个企业的所在地。据此，我们来观察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能力的分布。

  从名单中所列的“基本的产品”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通讯与网络设备、家电、零部件、计算机、元器件/材料、专业用品、软件。有的企业同时涉及几个不同的类别。笔者按其排列先后，将企业的“营业收入”分配到相关的类中。这样分解当然是粗糙的，但有助于我们粗略地观察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能力的行业分布。

  数据显示：网络、通讯设备和家电几乎占到了一半。软件能力是改变“机强电弱”的关键，而软件仅占2.2%。芯片能力是另一个关键，它属于“元器件、材料”类，整个这类只占13.0%，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电线、电缆、光缆等材料。（见表六）

  事实上，我们从始至终高度关注软件和芯片问题。早在1982年10月，国务院就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2000年由国务院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即业内所称“18号文件”)。然而，这两个行业依然如此弱小，成为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瓶颈，症结何在，值得深思。

  名单中100强企业分布在44个城市中，其中17个城市占到了出售的收益的90%以上，北京、深圳、青岛3个城市即占了53.1%。可见这个行业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见表七）。

  从省级单位角度看，100强企业分布在18个省内。东部沿海6个省市：广东、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即占到营业收入的86%（见表八）。

  从相邻而具有共性的角度，可观察到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几个主要分布区（见表九，A5版）。

  广东和沪苏浙鲁无疑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基地。两区占到了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的62.7%，加上北京，共占86%。

  从城市角度看，北京的电子信息产业独占鳌头。然而，从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看，却不存在一个京津冀地区。河北只占0.7%，天津缺席。

  从机械工业的角度，东北地区排在第二位，占到15.96%，而从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东北地区敬陪末座，仅占2.4%。

  至于湖北，在机械工业的角度占到8.94%，位居第三，而在电子信息产业的角度，不过0.6%，与陕西、安徽比肩，根本谈不上重要性。

  倒是川渝地区，在两张表上都有位置，虽然都偏后，却无显著的“机”、“电”失衡。

  从区域角度看装备制造业，有两个视角：其一，“机”、“电”是否平衡发展；其二，产业是否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这个地区。

  显然，同时满足这两条的只有沪苏浙鲁地区，由此，这个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具有最强的比较优势。

  从“机”、“电”平衡的角度看，东北与广东是两个极端，一个“机”强“电”弱，一个“电”强“机”弱。这势必严重制约两个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而从产业在本地区渗透的角度看，广东优于东北。能预见，广东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内在驱动能力；而囿于特大城市的东北，其产业高质量发展将高度依赖行政力量。

  至于京津冀地区，在机械工业中占到7.19%，而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只有北京一枝独秀，这样的格局势将制约它在装备制造业中扮演的角色。

  多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你发财，我发展”的指导思想，使人们不关注所有权分布，以至于很难找到公开的企业所有权分布数据。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梁在《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情况的资料》中指出：

  “据有关报道，2003年前，外资在中国并购仅占它们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5%，2004.1~2006.6，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

  高梁在这份超过5万字的报告中逐一列举了外资在各个行业控股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案例，其中涉及到装备制造业的各行各业。

  在机械工业的龙头老大汽车制造业中，长春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上海则直接是通用、大众的根据地。东风汽车公司则分别与日产、本田、雷诺、雪铁龙、起亚合资，整个集团的资产都放进了与跨国汽车公司合资的“篮子”里，等于把自己的研发体系也全盘托付给了跨国汽车巨头看管。至于三巨头以下，中国重汽联手沃尔沃、陕汽联手曼、重庆重汽联手依维柯、福田欧曼联手奔驰、华凌联手三菱、江淮联手现代无法细数。

  至于电子工业，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指出，截至2005年底，在中国内地的10大半导体厂商名单中无一不是外来面孔，并且中国半导体产量只能满足国内市场20%左右的需求，绝大部分还要依赖国外厂商。

  统计年鉴提供了“按行业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公司主要指标”和“按行业分三资工业公司主要指标”。前者可大体代表整个工业的状况，而后者可大体代表外资企业。比较这两张表，可以分析外资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地位。

  2005年，在装备制造业内，各行业中“三资”企业和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各项指标对比见表十。（见A5版）

  数据显示：在最关键的电子及通信设施制造业，“三资”企业控制了83.5%的市场占有率，获得了81.4%的利润。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三资”企业以34.1%的资产，控制了43.3%的市场占有率，获得了58.3%的利润。

  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查出2004年机电制造相关行业工业总产值为74033亿元，相当于8920亿美元。而海关统计告诉我们，2006年机电产品出口为5494亿美元（见表十一，见A5版），可见出口在我国机电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出口掌握在谁的手中？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值的企业构成如图八。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总值的74.2%。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所占比重达73.7%；国有企业集体、私营及别的企业合计仅占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总值的25.8%。外商投资企业居主导地位，独资化态势明显。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基本出口模式为“加工贸易+外商投资”，出口利益大部分被外商投资企业获得（见图八）。

  从进口角度看，2007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口中，加工贸易占同期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48.5%；进口主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进口总额的76.1%。

  由此可见外资对我国机电行业的控制程度。至于具体的各行业，海关数据告诉我们：

  集成电路，2007年上半年进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76.9%，外资企业占76%。

  液晶显示板，2006年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92.9%，外商投资企业占70.4%。

  集装箱，2007年1季度，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92.8%，外商投资企业占99.2%。

  纺织机械，2007年前7个月纺织机械进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占47.8%。

  这就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的所有权状况。这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结果。这个战略带来的一个成果是巨额的外贸顺差，它既让许多国人感到自豪，又让外国人感到恐惧，更使他们有理由对中国的金融政策指手画脚。然而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2006》提供的外贸顺差的构成（见图九），就会发现，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的外贸顺差完全是加工贸易造成的，如果没有加工贸易，我们的外贸绝大多数都是逆差。而加工贸易的主体控制在外资手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由外贸顺差积累起来的大笔资金，其主人是国际资本。

  用我们拥挤的国土、脆弱的生态环境、几近耗竭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力，为国际资本组装廉价产品，保障国际资本的利润，同时还给国际资本送上干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口实和金融手段这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成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在那里高倡产权理论，百姓们则在那里憧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83年，国务院在《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中要求：“力争在前十年内把这些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回顾这20多年的历程，我们能得到哪些教益？

  首先，装备需求是一个呈指数增长的巨大市场，这样的市场足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装备制造业。然而现实是：市场的主体控制在外资手里，装备制造业所有权的主体也控制在外资手里。20多年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引资偏好、“与国际接轨”的立法取向，将自己的装备制造业置于罕见的艰难处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振兴装备工业”，实际上能“振兴”谁？为装备工业制定的优惠政策，到底谁在受惠？

  想当年，国务院颁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中规定：

  国内设计、国外加工的集成电路芯片产品，在进口时按照6%征集进口环节增值税，多出部分即征即退（四十一条）。

  实施结果，“中国用于支付半导体企业退税的资金有一半以上被外资企业占有”。（见李默风《国家出台新政不代表半导体企业压力减轻》，《IT时代周刊》）

  “市场换技术”如今已成为笑柄。而一些几乎陷入绝境的外资企业，却依靠中国的市场和地方政府的优惠“咸鱼翻身”，成了行业巨头。这一切都是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的。

  汽车制造业占到如此巨大的比例，合理吗？我们这一个国家能源（尤其是石油）紧张、人口密集，就没有条件模仿美国，去建设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对此，20世纪80年代研究发展的策略的学者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判断。然而学者的意见丝毫没起作用。而今油价暴涨，保障石油供应成了我国外交与军事上的头等难题，使我们在战略上几无回旋余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迫使各城市又转过身来发展公共交通。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产业政策的形成机制，反思整体理性与局部私利的关系？

  多年来，依赖行政权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是所谓“产业体系调整”的核心理念。这在历次“汽车产业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行业专家们更是期望依赖行政力量聚敛一切资源：

  “朱森第：一个产业有没有竞争力，取决于这个产业有没有几个规模大、实力强的排头兵企业。这些大规模的公司的形成，一方面靠市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要靠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韩国在扶持大规模的公司方面就充足表现了政府的作用，政府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现代、大宇、三星、LG等几个大规模的公司集团。”（《四问振兴装备制造业之政府作用》《中国工业报》2006年1月16日。注：朱森第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事实却告诉我们，“产业集中度”最高的东北地区，与充分竞争、分工深化的沪、浙、苏、鲁地区，其经济活力差异甚大。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力众多而资本稀缺。所谓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实质是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垄断经济机会，聚集大量资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将多数人口排挤到社会经济活动的边缘。这个政策的后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多数人口缺乏购买力，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形成荒唐的“劳力、资本双过剩”现象。

  在生态圈里，地衣、草皮、灌木、乔木相互依存，清一色的人工乔木林被生态学家称为“绿色荒漠”。在产业生态中，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扮演着地衣、草皮、灌木的角色，是它们创造了就业机会的主体，使社会得以安定，使供需得以平衡；是它们使分工得以深化，使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因专注而得以精细；是它们为巨型企业降低了成本，使之得以获得高额利润。

  对比考察东北和沪、浙、苏、鲁地区，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产业政策，或许有助于摆脱有些行业专家们狭隘的视野。

  一个选择是靠外资，“以市场换技术”。事实上此路不通，人家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学雷锋的。独门技艺，密不示人，天经地义，不然人家为什么死死盯着“知识产权”问题？

  一个选择是靠政府。多年来这“倾斜”那“优惠”还少吗？效果如何？越是拥有垄断权利的大企业越是“风险厌恶者”，它们越偏好于利用垄断地位牟取利润，而非倾向于既要投入资金，又风险莫测的“创新”。除非有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钱，由着他们去花。这时他们又会表现为漫不经心、大手大脚的阔少。由此我们大家可以理解许多所谓“政策建议”的由来。

  2005年3月28日,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山东丛林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完成的“100MN油压双动铝挤压技术与装备研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个案例实在值得人们深思。

  山东丛林集团是山东省龙口市的一家非公有制企业，从事建筑用铝型材加工。由于巨大的市场订单，它需要装备万吨油压双动铝挤压机。当初，丛林集团打算与德国霍高文公司合作，那是世界最大的铝型材加工公司。然而德方开出的条件让丛林集团无法接受：

  其一，德方控股51%，拥有合资企业的管理权，董事长、总经理、总会计师由德方担任；

  开出如此苛刻的条件，是因为德方心里有底：“万吨挤压机的技术只有德国人掌握，其他任何外国人都搞不了，中国人更搞不了！”

  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的是，丛林集团转而向国内寻找合作伙伴。最后形成了一个合作项目：丛林集团投资，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设计、上海重型机器厂生产。当它们最终将万吨挤压机研发出来后，不但德国人不相信，连国内同行专家都认为不可能。他们的观点是：

  而事实是：2002年12月8日，万吨挤压生产的首批铝材正式报关出口，并很快运抵丹麦玛斯基公司，成交额为600万美元。

  2002年9月18日，在德国埃克森铝业展览会上，原德国霍高文公司谈判代表向丛林集团表示钦佩，同时表达了再次合作的愿望。

  德国MIW金属工业制品有限公司在极短的时间内，与丛林集团合资成立了龙口丛林中德车体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特大型工业铝型材为主营，专门从事地铁、轻轨车体及其部件、系统组件和功能模块等产品的生产和开发。

  全球铝业霸主美国铝业公司则派员与丛林方面洽谈，欲联手吞并德国克鲁斯在中国的一家合资企业，共同称霸中国市场。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一个启示是：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有骨气。“文革”结束后，在批判“唯意志论”的浪潮中，我们许多人的自信、自尊、自强精神荡然无存。连表面活性剂这样我们并不落后的领域，都被国际资本打得稀里哗啦。而人家的武器，不过是商业伎俩而已，毫无技术可言。丛林如果在德国人的傲慢面前直不起腰，就只能让对方在中国控股一个合资公司，从而垄断特大型工业铝型材制造设备的供应。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二个启示是：装备制造业的崛起，核心的要素既不是外资的技术，也不是政府的优惠，而是丛林手中“巨大的市场订单”。没有这订单，丛林将既无动力又无胆气投入新装备的开发。那些成天盯着外国人的腰包或政府的“有形之手”的人们，能否从中学到点什么？

  这个案例给人的第三个启示是：需求方、设计方、生产方的合作。这种开发模式，值得认真品味。需求方出资金，设计方出技术，生产方负责实施，这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分工与合作。为何在我国竟成为不可多见的案例？我们有无数的专家热衷于翻译外国人的项目管理专著，为何不深入分析这类案例和它的反例。中国装备工业振兴之路，或许就在这无数的案例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