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仍然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农民靠天吃饭，牧民逐水草而牧，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国家推动民族地区工业发展，在内蒙古地区规划建立新中国自己的毛纺织工业基地。于是在首府城市呼和浩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毛纺厂相继建立起来，赤峰、天津、上海等地开设了纺织学院，为内蒙古毛纺工业发展定向培养技术人才。

  鼎盛时，一万多人的毛纺大军，用无私的奉献精神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供给，将内蒙古毛纺制品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单位在烟草、电厂家属楼附近建了“山丹小区”，解决工人组建家庭、子女上学的生活需要。作为一名毛纺子弟享有着和烟草、电厂子弟相提并论的福利待遇。

  然而到了1988年，当企业承包经营制开始在国有企业实行，内蒙古的大多数毛纺国企在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推广中人浮于事，宣告破产。

  一段时间里，内蒙古毛纺行业依靠为数不多的国家订单，在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中艰难度日。尚未找到破局之路，市场竞争、环保查处的压力就接踵而至。厂长老板纷纷转行，面对南方面料的来势汹汹，内蒙古毛纺行业却后继无人。

  直到近年来，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了技术投入，更有一批年轻人为毛纺制品打开了网上销路。经历过数十年的风雨兴衰，对于那些还留在行业内的毛纺人，他们用整个后中年时期，怀念着建厂之初工人们无我的毛纺精神。

  十六岁时，谢志红离开漫山遍野山丹丹花的牧区，走入城市，参加了第一毛纺厂(简称“一毛”)为期三年的技术培训，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万两千名毛纺工人中的一员。

  谢志红的周围有蒙、回、满、藏、达斡尔等民族的同事，每天早上，朝气蓬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她到今天仍记得当时的口号:“早迎太阳晚接星,黄昏琢磨到天明,众人拧成一股劲,个个都是穆桂英”。

  五十年代的鄂尔多斯大街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最繁华的街道，沿着这条街从头走到尾，恰好路过第一到第四毛纺厂。毛纺职工家属楼山丹小区，就坐落在街道旁，老毛纺人都把那片地方叫作山丹。

  十几二十岁的纺织女工人，心细，眼亮，纺织机器上跳针了能及时灵敏的停机，穿过梭子精准的找见是哪根纱出了问题，在同一经纬上补上这根线。

  “抬头误三针”是谢志红的格言，作为市级劳模的她低头工作了一辈子，连续三十年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许许多多的工人像谢志红一样,创造了三十多年没有节假日，三十多年没有迟到和旷工的记录。

  内蒙古毛纺鼎盛一时，由“一毛”生产的山丹毛线有价无市，“一毛”附近的山丹市场“一店难求”，群羊牌长毛绒产品(也被称作“栽绒”)供应了战士的军衣军帽，走入过人民大会堂，还出口到前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二毛”的华达呢，“四毛”的提花毛毯也相当紧俏。

  谢志红对产值没有概念，只记得“没日没夜的上工，三班倒，很多都来视察，有贺龙、罗荣桓、、.......同志们都热烈欢迎。”

  1958年，为了出口需求，内蒙古第一毛纺厂设计了自己的第一个商标——群羊商标。毛纺职工忘我工作，一心奉献的精神被形象地称为“群羊精神”。

  1988年，毛纺厂制作了群羊雕像安置于厂区内，这三只羊的雕像就此成为了毛纺行业的精神象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毛纺工业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管理混乱,不法商贩盛行,滋生出不少非法个体私营厂，他们盗用毛纺名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形成羊毛大战,给国企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与毛纺厂长任人唯亲、机构冗员、长期僵化等问题有关。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1985年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做出“百万大裁军”战略决策。九十年代，按照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关于首府毛纺工业战略调整总体规划和具体要求，毛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随着这一政策的出台,破产、兼并、收购、重组、承包、租赁已经大势所趋。

  1997年起，四大毛纺厂相继宣判破产，大部分被大集团兼并，再经过市场的演化变迁，到今天，鄂尔多斯大街上已经难以找寻毛纺厂的痕迹。

  那一年谢志红53岁，她身边多的是三十多岁的女工，厂子倒闭了，各人领到几千元补贴，都四散谋生去，到各个新兴的小作坊里计件打零工，这样的新鲜变化又让人们热闹了几年。

  顺应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加入并领导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内蒙古毛纺经历了外贸转型、价格并轨、自主创业、市场竞争、国企改革、国际并购等跌宕起伏的历程。

  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毛纺遗产富裕了一部分企业老板的钱包，但伴随市场化而来的订单竞争之激烈却少有企业能扛住。

  “一毛”销售科老业务员离开毛纺厂后在这里开店，大家称呼他“老王”。老王曾负责在沈阳、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铺售内蒙古毛纺制品，对于市场的变化，他失望地表示:“内蒙古毛纺产品顶多再活三年。”

  老王常年出差，与市场一线打交道，他敏锐地察觉到南方商人的优势所在:“南方人拿70%的晴纶和30%的羊绒就能做出一条仿绒围巾，比咱们70%羊绒的做出来效果好，还成本低，这叫‘倒三七’。”

  没过几年，国家开始加大对环保标准的审查力度，要想符合排放标准，就要安装最低20万元的净水系统，前前后后还有不菲的花销，这笔费用对于利润微薄而销路紧的内蒙古毛纺圈子来说，无论哪家工厂都无法轻易拿得出来，不少企业被迫停工。

  而留下来的几家大厂，在之后几年的发展中，多少都依靠着政府的红利在银行贷款、人才政策、大宗订单等方面获得支持，低调生产。除了个别转型进军时尚奢侈品路线的顶级品牌，订单鲜少在消费市场打开局面。

  今天在山丹市场开店的人，既有当年流散的女工，也有富裕一时的企业老板，唯独没有了慕名而来的八方客，沧海桑田，山丹已换了人间。

  内蒙古人王亚今年三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她开始进入内蒙古毛纺业内一家较大的民营企业，从学徒到技术工，一干就是十年。

  2006年起，年轻、聪慧的王亚在公司负责探索网销平台的工作，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王亚先后接触了淘宝、阿里巴巴、苏宁等平台。

  2013年，短视频软件开始风靡，眼看着内蒙古毛纺线下销售不景气，王亚开始在短视频领域创业。

  2021年，王亚在抖音上的每一条内容都能获得1000以上的点赞量。她敏感地捕捉到网络时代的受众不喜欢被推销的心理，于是在她的短视频里，她只分享羊绒衫的护理知识、羊毛披肩如何穿搭等等，却从来不提卖货。每条视频的结尾，她都会说同一句话结尾，优雅的不太像个内蒙古人：“我是大家的羊绒品控师，我叫王亚。”

  内蒙古毛纺制品在王亚直播间卖得很好。过去的一年，王亚的网销主要通过抖音直播和微信分销两种方式。在抖音，王亚知性优雅的女性气质与身上毛纺制品的柔软质地互相衬托，使她的个人 品牌形象深入人心。网友只要点击头像就能进入她的直播间，在这里，王亚身上的衣服往往几秒钟就被抢空了。

  另一方面，王亚利用微信社交渠道，开展金字塔式销售，每个替王亚分销的人只需转发她拍好的精美照片，在底价上加个几十元，再发到朋友圈，几乎是动动手指就有钱赚，个体分销户由此络绎不绝。

  通过这两手渠道，2020年王亚品牌销售额达到约三千万元，成为了内蒙古毛纺行业里年轻一辈的偶像。

  平时赋闲在山丹市场的小店里，为客源发愁的年轻人们，大多三十来岁，与王亚年纪相仿。这一代人初入社会时正赶上民营企业迸发市场活力的好时候，个个学得一身好手艺。低成本、重营销、附加值高的网销模式为懂毛纺又懂网络的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对于内蒙古毛纺企业格局自身的存在的顽疾，2016年，几位德高望重的业内人牵头，部分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共同响应，建立了内蒙古羊绒协会。关于市场化改革以来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企业家们也在有意识的反思、探讨、积极寻找出路。

  这些九十年代以后自立门户的企业主，少有门外汉，大部分都是原来毛纺厂的厂长、技术员，他们离开了毛纺厂，却从未离开毛纺圈。当他们共聚一堂，那股子“群羊精神”就又涌现出来，培养新员工、引进新技术、拓宽新销路、年轻人的办法也纳入进来，共同求出路，谋发展。

  “一毛”业务员老王和杭州商人交谈时曾发现一个南北方纺织人的不同点，那就是南方老板往往把子女送去学艺术、学设计，要么学工程，子女毕业后回来继续经营家里的厂子，不仅重视进口机器，观念思维也焕然一新。

  2016年春节前，几十名毛纺老职工穿上特别制作的当年的工作服，敲锣打鼓地为群羊雕像新立了一块碑。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工人们，今天仍在山丹小区车棚里常常聚首，工人们觉得，厂子没了，精气神不能没。

  “一毛”业务员老王的儿子本科在国内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生留学英国学习工业设计。2019年留学回国的他，看到王亚视频，认真考虑起父亲的建议，留在内蒙古。这里留给年轻人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经历70年风雨浮沉的内蒙古毛纺张开怀抱迎接着属于年轻人的新时代。

  无论是新一辈还是老一辈，内蒙古毛纺人心中有一个道理，他们相信奔跑在阿尔巴斯草原上的山羊品质，相信毛纺记忆中沉甸甸的集体主义，相信幸福靠双手创造，相信还能找到那份无我的“群羊精神”。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非虚构写作实践与实习》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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