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棉纺织业为我国固有工业之一种，惟机器棉纺织业则其肇始不过近数十年间事耳。我国之自设机器纺织厂，约始于1890年，当时李鸿章氏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是为我国开始兴办之机器织布厂。嗣后我国棉纺织业之开展，得别为四期：榜首期自1890年至1904年为草创时期，第二期自1905年至1913年为渐兴时期；第三期自1914年至1925年为勃兴时期；1925年今后，为式微时期。以1930年我国之纺锤总数设为100%，则榜首期设置之纺锤，占15.11%，第二期占8.17%，第三期占72.52%，而第四期仅占4.20%。榜首期之开展，以甲午战役(1894—1895)后之《马关条约》为最重要之动因。约中规则日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因而日人及其他外人援最惠国法令在上海相继建立纱厂者，年必数起。至华商筹办者，不仅于上海一处年有添加，即在内地各大埠，亦复添加不少。第二期之开展，以日俄战役(1904—1905)为其纽带。当时战役完毕，远东经济景象渐呈起色，而我国是时亦已从1900年拳乱之厄运中，稍得恢复，因而我国之纺织业乃渐兴。第三期适值欧战产生，为我国之棉纺织业拓荒一新时期，此刻期中，华商纱厂之纺锤数目突增，至日商纱厂之纺锤数目，则其添加尤速。以1913年之数，作为基数100，则日商纱厂之纺锤，于第三期之终究一年(即1925年)增至700.87，至华商纱厂之纺锤，于同年仅增至346.28。大战告终，洋货复源源输入我国，华商纱厂之在欧战期内鼓起者，多因本钱单薄，受外货竞赛之要挟，关闭颇多，故此期之开展极缓，纺锤数目添加率之削减，遂为必定之成果。计此期间，纺锤总数仅添加4.40%，自1925年之411.67增至1930年之429.78(以1913年为基数100)。1930年共有纺锤4223956锭，内2395792锭或56.72%为华商一切；1674844锭或39.65%为日商一切；153320锭或3.63%为英商一切。至于织机其分配景象，亦大率类是。1930年我国共有织机29272架，内有16005架或54.68%为华商一切；11367架或38.83%为日商一切；1900架或6.49%为英商一切。

  我国棉纺织业，多会合于数省或数城。中以江苏省在我国棉纺织业界之位置，最重要，堪与英国棉业中心之兰开夏(Lancashire)相比较。1918年该省之纺锤占全国一切80.32%，即今后他省亦多开展其纺织业，然江苏棉纺织业在我国之首领位置尚如故也。概言之，1918年后，江苏之纺锤占全国一切之百分比，1924年为66.11%，1927年为66.30%，1930年为66.42%。湖北省于1918年占全国纺锤数7.80%，位置次于江苏。1918年后，该省之纺锤占全国一切之百分比，仍无开展：1924年为6.69%，1927年为7.82%，1930年为7.33%，其原居之第二位，遂为山东所夺。山东于1918年仅占全国纺锤数1.73%，至1930年竟增至8.58%。河北省为我国第四棉纺省，1918年该省之纺锤仅占全国一切2.60%，但至1930年增至7.26%，在此四省内，有六大棉纺织业中心，即江苏之上海、无锡、通崇海，山东之青岛，湖北之武汉、及河北之天津。1930年上海一处之纺锤占全国一切55.9%，青岛占7.88%，武汉占7.3%，天津占5.70%，通崇海占4.42%，无锡占3.36%——总占84.48%。至于我国棉纺织工业之所以会合述六埠者，其原因亦殊显着，盖以诸埠纺织厂开展最早，均为棉产丰厚之区，煤与电力之供应，极称便当，运送亦灵捷，复为大商场之所在地，且又均有现代商业金融机关之设置，足资周转该业之金融，故有此会合之现象也。

  我国棉纺织业需用之棉花，其来历，一部分为国内产品，一部分系由国外输入。如1929年，全国纱厂消棉7338000担，内2515000或34.27%系由外国输入者，大部来自印度、美国及日本。然进口棉与国产棉，其用处有别，进口棉多用于纺细纱，而国产棉多用于纺粗纱。

  依地理论，我国之棉植区域，坐落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而均在东经110度之东。在此区域内，取得分为三段，北段为黄河流域，中段为长江流域，南段为西江流域。三段之中，以中段产棉最多，占全国棉产三分之二，北段次之，占全国棉产三分之一，而南段则因丝茶之竞赛，产棉很少，在国内或国外买卖中殊无其位置也。易言之，我国棉产区域，首要部分在北纬28度至40度之间。中段六省当1929—1930年间产棉4816000担，占全国产额68.5%；其他2211000担，或31.5%，为北段五省所产。我国棉产自1918年后，直有失落之势。1918年全国棉产达1021000担之多，但至1929年降为7027000担，约削减30%。总产额之削减，殆皆因为内战、饥馑及蝗灾所造成的；一起每亩产额亦大减，在1919年至1920年间每亩产额为27.3斤，至1929至1930年间，每亩产额减至21.3斤。成果乃有改进植棉作业之妄图，着手之事有三，即改进技能、选配种子与扩展棉田面积是也。借新式之办法，播优秀种子于面积较大之土地，其可前进我国棉花之质量与产值，固无疑义。然不幸此种妄图，多散漫无定，更兼政府不能为助，故成效难著。惟有棉花查验一事，最近成果尚佳。棉花查验之运动，始于1901年，为上海洋商所建议，继起者在1911年有天津之洋商。自1929年后，始定为政府统辖之正式准则。是年工商部（即今实业部）在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四大棉市中心，设有商品查验局，每局之中，设有棉花查验处，凡输出之棉花，均须经其查验发给证明书，每担收查验费大洋六分。遍地规则之最高水分百分比，天津为12%，上海、汉口及青岛为15%，然与各国盛行之7.83%比较，则我国所定之规范，仍不为严苛，将来景象较前进时必更须减低此项水分之百分比也。

  自生产者将棉花送至顾客，不管其为中间人或终究顾客，须经三种商场，即原始商场、中级商场及结尾商场是也。前二种商场于棉产区内几处处均有，惟结尾商场则为数有限。首要者有上海、汉口及天津之三大商场，其非必须者有沙市、郑州、石家庄、青岛及宁波等处。现货生意行于遍地，惟期货生意只限上海华商纱布生意所运营。原始商场或原产地商场，一般均设于村庄，农人、经纪人、乡贩及自较大商场来此之购办人，均会合于此，协商生意。农人之棉产，即于此脱售。原始商场往往因买卖额之扩展及位置之便当，渐发达为中级商场。中级商场之异于原始商场者有二：榜首，中级商场仅专限于一种产品之生意，不若在原始商场中，一起得有各种物品之生意；第二，中级商场中设有花店，而为原始商场所鲜有。是类花店，一方面为农人自远地来中级商场销棉之场所，一方面复为自结尾商场及他处之棉商出口商及纱厂等派来购办人购棉之处。原始商场及中级商场中均有经纪人及乡贩。农人恒为卖者，而轧花厂之在原始商场者，兼有生意之职务，惟在中级商场者，仅为卖商罢了。至于外国出口商之购办人，于数年前，较为活动，惟日前则因我国内地不靖，及外商内地通行证专利权之废弃，故多已不赴中级商场收购棉花矣

  在结尾商场，从事棉花买卖之商人得别为买商、卖商及经纪人三类。以天津景象论，卖商包含乡贩及各中级商场之花店代理人，一切棉花，均经此辈自中级商场运赴天津出售。彼等在天津无永久建立之机关，故当新棉上市之时节，其生意多在花栈成议。花栈之性质与中级商场花店之性质相同，惟前者之运营规模较大耳。其首要职务，系为顾主出售棉花，间或亦有自行生意独负全责者。至于买商，则有出口商、纱厂及零售商等。

  上海固为我国棉纺织业之中心，然亦为我国棉花买卖之最大商场。以与他处比较，上海商场颇有其特著之处：榜首，上海为我国最大之销棉中心，1930年内全国纱厂共销棉8750019担，而上海一处之销棉额即为4439857担，占金额50.74%。因而，纱厂与棉商间之现货生意，其最大部分乃会合于上海。其次，上海华商纱布生意所又为我国仅有之棉花期货生意商场。他处虽亦有运营棉花期货生意者，但多属一时之安排，如天津、宁波曾有一时运营棉花期货生意，即上海证券物品生意所内，亦曾有运营棉花期货生意之部分，但现均已歇业。上海在全国棉花买卖中既占有优胜之位置，故他处虽有新起之棉市，殊未能与之抗衡也。

  我国棉花之包装办法，类别殊多；包装之款式巨细分量及所用资料，均漫无规范，极为紊乱。包装办法，各棉产区均有其固有之习气，且复因棉花品种各异而异。装包之先，有施以高压力成为密度极大之包；有仅略加压榨，包扎极松者。前者包装既紧，体积缩小，便于长间隔之运送，既可削减运费，亦可削减途中剽窃之丢失及腐蚀之时机。至论运送，新式东西及老式东西并用，前者指铁路及轮船言，后者指驳船、大车及手推车而言。华北所用之车或驴车及华南之手推车，均为短间隔之运送东西。但在内地，既无铁道，又无河运，则大车或手推小车，实为仅有的运送东西。铁路之利益固在其速，但吾国铁路，因频年内地不靖之成果，此项利益有时实无可言。船运虽较适合，惟失之缓慢，致削减本钱之周转率而徒增利息。复以华北论，冬天气候酷寒，河流冻住，不宜飞行，故船运之季，为时不多。至于运费，则因各棉产区域所用之运送东西不同，故各区每一单位间隔之运费，亦因而有异。如自石家庄至天津，每公里每担需洋仅二角五分，而自邯郸至天津则每公里每担即需七角。复就税捐论，以厘金为最严苛而杂乱，但现多已撤销。现在征收棉花之专一合法税，即为出口税，依1931年出口税批改税则之规则，每担纳海关银1.20两，比曾经1928年之税则每担纳海关银0.35两者，几添加二倍半，盖欲借以约束我国棉花之输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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