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个夏日，毛主席乘坐专列南下视察。列车在上海短暂停靠时，几位年轻的乘务员趁着休息时间匆匆离开。当她们气喘吁吁地赶回车厢时，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原来，她们是去购买当时最为时髦的＂的确良＂布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的确良＂不仅是一种面料，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面对这些为了买一块布料而奔波的年轻人，主席陷入了沉思。这个看似简单的场景，却折射出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背景，让一块普通的布料成为了万千群众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又给国家领导人带来了怎样的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纺织工业的年产量仅有棉纱280万件，棉布23亿米。这一些数据与当时全国近5亿人口的基本需求相比，可谓杯水车薪。由于纺织工业基础薄弱，全国各地普遍实行布票制度。

　　1950年，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拥有纱锭数量达到300多万枚，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然而，这些设备大多是旧式机器，生产效率低下。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50年上海纺织厂的平均开工率仅为60%左右，许多工厂由于设备老化，经常处于停工检修状态。

　　1952年，天津第一棉纺织厂开始尝试＂两班倒＂生产制度，试图提高设备利用率。工人们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产量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这年冬天，天津的一位纺织女工在日记中写道：＂每天纺出的棉纱，连工人自己的家属都买不到一尺布。＂

　　1955年，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许多农村开始组建＂纺织互助组＂。在河北省武安县，一个由15名妇女组成的互助组，利用农闲时间纺纱织布。她们用最原始的纺车，一年也只能为全村生产200米左右的粗布。这些布匹大多数都用在农民换季时更换衣物，远远不能够满足日常所需。

　　1957年，国家开始推行供销社统一经营布匹的政策。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供销社，每月发放布票的日子总是异常拥挤。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回忆，有时凌晨三点就有人排队，到天亮时队伍已经绕了整条街。即便如此，很多人排了一整天队也买不到布。

　　1960年，全国掀起＂以丝补棉＂运动。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农民大量种植桑树，发展蚕丝生产。然而由于技术落后，蚕丝产量始终没有办法形成规模，难以缓解布料短缺的局面。这一年，全国人均布票配额仅为6.5米。

　　1962年，上海纺织工业局开始引进苏联的纺纱技术，试图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量。但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技术合作很快中断。上海纺织研究所的专家们不得不从零开始，摸索提高纺纱效率的新方法。

　　1965年，全国各地开始推广＂修旧利废＂运动。在广州市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人们将报废的纺纱机改装成简易织布机，研制出一种粗布。这种布虽然质地粗糙，但在当时的物资匮乏年代，依然成为了抢手货。

　　这种严重的供需矛盾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末。即便到了1968年，全国年人均布票配额也只有8米左右。在农村，许多地方甚至还在使用自制的土布。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也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965年，上海港口码头首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货物——来自日本的＂的确良＂布料。这批货物虽然数量不多，却在上海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在南京路一家百货商店，仅仅半天时间，第一批投放市场的＂的确良＂布料就被抢购一空。

　　这种新型面料最早出现在1953年的美国，由杜邦公司研发。通过石油裂解产生的化学纤维，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后制成。1960年代初期，日本获得制造技术后开始规模化生产，并逐渐向亚洲市场出口。

　　在上海，＂的确良＂最初被称为＂的确凉＂。1966年夏天，黄浦区一位售货员回忆，当时很多顾客买到这种布料后，都说穿在身上特别清凉舒适，因此得名。但随着使用者增多，人们发现这种面料实际上并不凉快，反而很容易出汗。不过，由于它具有挺括、易洗易干、不易皱的特点，仍然受到追捧，于是改称＂的确良＂。

　　1967年，＂的确良＂的价格在上海市场上达到了每米8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即便价格如此昂贵，仍然一布难求。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每次发售＂的确良＂都会排起长队。据统计，1967年全年上海市场上的＂的确良＂销售量仅有50万米，而需求量却超过200万米。

　　1968年春节前夕，上海虹口区的一位年轻女工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的工资，终于买到了两米＂的确良＂布料。她请裁缝做了一件衬衫，在新年时穿上街，引来路人纷纷侧目。这件衬衫被她精心保存了很多年，逢年过节才舍得穿一次。

　　1969年，＂的确良＂在全国各大城市陆续上市。北京市西单商场专门开辟了＂的确良＂专柜，每次到货都会提前张贴告示。广州市也出现了专门经营＂的确良＂的商店。但由于供应量有限，购买仍然需要凭票限量供应。

　　这种面料不仅深受城市居民欢迎，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也逐渐流行起来。1970年，江苏省昆山市的一个生产队长将全年的公分红换成了一匹＂的确良＂布料，给妻子做了一身新衣服。这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甚至专门被请去参加县里的春节联欢会。

　　与此同时，＂的确良＂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在各大城市，出现了专门回收二手＂的确良＂衣物的小贩。他们将收购来的旧衣服改制成儿童服装，在集市上销售。还有人专门从事＂的确良＂衣服的清洗、熨烫服务。

　　到了1970年代初期，＂的确良＂慢慢的变成了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在相亲场合，＂有没有一件的确良衣服＂甚至成为衡量对方条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宁可三年不食肉，不能一年无的良＂，生动反映了人们对这种面料的追捧程度。

　　然而，过高的价格和有限的供应量始终是制约＂的确良＂普及的重要的因素。1971年全国的进口量仅为500万米，平均每300人才能分到一米布料。这种供需矛盾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成为推动国产化纤工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1971年冬天，上海化纤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灯火通明。一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国产涤纶纤维的研制工作。这是一项从零开始的艰巨任务，没有一点现成的技术能借鉴。研究所的档案记载，仅聚合反应的温度和压力控制这一个环节，就进行了超过200次的实验。

　　同年，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开始筹建我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纤生产线。工厂从全国各地招募了一批技术工人，组建了＂化纤突击队＂。这支队伍中不乏从纺织作坊转型而来的民间技术能手。其中，来自苏州的老师傅张明德，凭借40年织造经验，为新型化纤设备的调试提供了宝贵建议。

　　1972年春，天津纺织工业学院与当地五个试点工厂展开合作。学院专门成立了化纤工艺改进小组，深入工厂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在天津第三纺织厂，工人们创造性地将传统纺纱机改装成化纤纺丝设备，虽然产量不高，但为后续大规模生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了提高技术工人的专业水平，各地相继建立了纺织工人培训体系。1972年下半年，杭州化纤厂开办了首期＂化纤工艺培训班＂，从车间一线选拔优秀工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专业培训。培训内容有化纤原理、设备维护、质量控制等方面。这些受训工人后来成为了化纤生产的技术骨干。

　　1973年初，青岛化纤厂与日本专家开展技术合作。日方专家惊讶地发现，中国工人虽然设备简陋，但在工艺改进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他们用最基础的设备，通过反复调试和改进，生产出了质量十分好的化纤产品。这些经验后来被整理成册，在全国化纤行业推广。

　　同年夏天，江苏无锡的一家乡镇纺织作坊成功研制出一种简易化纤纺丝装置。这种装置虽然产量有限，但成本低廉，适合基层企业使用。很快，这一创新经验在江苏省内推广，带动了一批乡镇企业转型升级。

　　1973年底，上海化纤研究所终于突破了涤纶纤维生产的关键技术。研究人员采用独特的聚合工艺，解决了纤维强度不足的问题。这项技术的突破，为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4年初，全国首个化纤工人技术等级评判标准出台。这个标准将化纤工人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明确的技能要求。在广州化纤厂，第一批通过技师评定的工人受到了隆重表彰，他们的技术创新经验被编入培训教材。

　　到1974年中期，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化纤工业技术创新体系。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生产，从技术培训到质量控制，所有的环节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这一年，全国化纤产量首次突破10万吨，标志着我国化纤工业走上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轨道。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民间的创新力量功不可没。各地的纺织作坊、试点工厂和技术工人，通过不断摸索和创新，为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贡献了大量实用技术和宝贵经验。他们的努力，推动了我国化纤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1974年末，上海第一化纤厂生产的第一批国产涤纶面料投放市场。这批面料定价为每米5.5元，比进口＂的确良＂便宜近三成。第一天开售，前来购买的市民排起了长达数百米的队伍。工厂原计划三天售完的货物，在四个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

　　1975年初，北京第二纺织厂开始试产改良版涤纶面料。这种面料采取了特殊的纺织工艺，手感更接近棉布。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新型面料展销会＂上，不少参观者惊讶地发现，国产化纤面料的品质已经与进口产品相差无几。当场达成的订单量超过了工厂两个月的产能。

　　同年3月，广州纺织工业局组织了一次特殊的市场调研。调查组深入到50多家服装店和裁缝铺，收集使用者对国产化纤面料的意见。调查显示，90%以上的用户对国产面料的耐用性表示满意，但在染色和手感方面还有改进空间。

　　为了满足多种层次的市场需求，各地纺织厂开始尝试多品种生产。1975年夏季，杭州化纤厂推出了三个档次的涤纶面料，分别针对工装、日常服装和高端时装市场。最受欢迎的是中档面料，每米4.8元的价格较为适中，且质量稳定。

　　1975年下半年，无锡一家乡镇企业创新性地将化纤与棉纱混纺，开发出了一种新型面料。这种面料既保持了化纤的挺括特性，又具有棉布的透气性。在江苏省纺织品交易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对这种混纺面料表现出浓厚兴趣。

　　1976年初，全国14个主要城市的百货公司同时设立了国产化纤专柜。与此同时，各地还成立了产品质量监督小组，负责收集消费者反馈并监督产品质量。在天津，一位退休纺织工人被聘为质量监督员，每周都要到各个销售点检查产品质量。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各纺织厂开始注重产品创新。1976年春节前，青岛化纤厂推出了印花涤纶面料，一改化纤面料单调的形象。这种印花面料很快在年轻消费者中流行起来，带动了一波新的消费热潮。

　　1976年夏季，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化纤服装设计大赛＂。参赛作品中，既有工人日常穿着的工作服，也有时尚新潮的休闲装。获奖作品被各服装厂采用，推动了国产化纤面料在服装领域的应用。

　　随着产量的提升和质量的改进，国产化纤面料开始走向全国各地。1976年底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国化纤面料年产量达到了8000万米，基本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求。在农村市场，化纤面料也逐渐普及，成为农民节日穿着的首选。

　　与此同时，一些出口导向型的纺织公司开始尝试开拓国际市场。1977年初，上海化纤厂首次接到了来自东南亚的订单。虽然订单量不大，但这标志着中国化纤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这批出口产品的质量发展要求比国内市场更高，推动了生产的基本工艺的进一步改进。

　　1977年末，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的＂的确良＂专柜前，往日熙熙攘攘的景象已不再。柜台上摆放的各类化纤面料价格持续走低，最便宜的已降至每米3.2元。这个曾经让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商品，正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1978年初，北京市纺织品公司对全市248家服装店进行了一次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化纤面料的销量较上年下降了35%，而纯棉面料的销量则上升了28%。在一份顾客意见调查中，超过60%的收房的人说更倾向于选择棉质面料。

　　同年春天，广州解放南路的一家老字号服装店，将库存的＂的确良＂服装打出五折促销。这家开业超过30年的老店见证了＂的确良＂的兴衰。店主回忆，1968年时一件＂的确良＂衬衫卖到18元都供不应求，如今降到8元却乏人问津。

　　1978年夏季，杭州一家化纤厂不得不将部分生产线改造成棉纺设备。这个变化象征着整个行业的转型。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会议上，与会代表们讨论的焦点已经转向了怎么样提高天然纤维的加工技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市场上出现了更多样化的服装面料。1979年初，上海第一次举办＂中外纺织品展览会＂。展会上，来自日本、韩国的新型混纺面料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关注。这些面料既保留了化纤的优点，又克服了透气性差的缺点。

　　1979年中期，全国各地的服装厂开始大量采用混纺面料。在天津一家大型服装厂的生产记录中显示，纯化纤面料的使用量已降至总用量的30%以下。取而代之的是棉涤混纺、麻涤混纺等新型面料。

　　到了1980年，＂的确良＂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名词，在各大百货商店的广告中已经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混纺＂、＂新型面料＂等新词汇。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统计数据中，纯化纤面料的销售额已跌至1975年的四分之一。

　　1980年下半年，全国多地的旧货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二手＂的确良＂服装。在上海豫园旧货市场，一件保存完好的＂的确良＂衬衫售价仅有2元。这些曾经被视为珍品的衣物，正在以极低的价格易主。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服装消费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明，在城市居民的衣着选择中，舒适度已超越耐用性成为首要考虑因素。这个变化直接影响了化纤面料的市场需求。

　　同年夏天，苏州一家专营＂的确良＂的老店结业。这家创立于1966年的商店，见证了＂的确良＂的全盛时期。店主将最后一批库存以成本价清仓，其中不少还是早年珍藏的＂日本货＂。一位老顾客买下了两米布料，称要留作纪念。

　　1982年，全国纺织品市场已完成了转型。在各大城市的服装店里，琳琅满目的混纺面料、纯棉面料取代了单一的化纤产品。曾经代表着时尚和身份象征的＂的确良＂，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悄然落幕。当年那些为之疯狂的场景，只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